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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路家风家训——尺素大爱、赤子情怀引后人 —瞿秋白家训

更新时间:2019-07-22 09:07:56点击次数:1736次字号:T|T
“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瞿秋白

    以前就看过瞿秋白的照片:目光深邃,面孔白净,身材挺拔。骨子与灵魂里散发出来的革命家气概与文人气息相互融通,让人高山仰止。



瞿秋白

    看见他的名字,也不由得想起杜甫写的《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当时,杜甫与几个弟弟别离分散,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这首诗的时代背景与意境,与一千多年后遥望妻女的瞿秋白竟是如此神似。但不同的是,瞿秋白在给妻子的信中,不见忧戚和悲苦,更多的是对妻女的牵念,以及对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关注。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既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修养精深的文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这种一身兼二任的特点,使他的婚恋既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又飘逸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

    从瞿秋白的两封家书中,我们能看到他的情怀与胸襟,信中漾溢的家风,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代。乃至我们读者。

爱情:

建立在理想与伟大事业上



    瞿秋白一生结过两次婚。 他的第一个夫人是王剑虹,不幸的是,王剑虹在婚后仅半年即染上了肺病,仓促离世。 这无疑对瞿秋白是一个重大打击。 恰在此时,他遇到了杨之华,一个追求进步思想的新女性。



    杨之华之前也有过一次婚姻。丈夫沈剑龙是浙江萧山大户人家的子弟。不久杨之华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但丈夫的所作所为让她失望。他与朋友跑到上海,在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沉溺忘返。杨之华于是决心出走,追求自己理想的新生活。


    1923年底,杨之华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瞿秋白。 起初,他们的接触仅在课堂和课后的学习上,杨之华为瞿秋白授课时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所折服,而瞿秋白也对这位刻苦求知的学生很有好感,耐心地为她解释各种疑难问题。 在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中,他们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谊。 瞿秋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鼓励她抛开家庭的束缚,把目光放在无产阶级和整个妇女界的解放事业上。 在瞿秋白等人的帮助下,1924年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和王剑虹是同学与好友,王剑虹患病期间,她曾几次去看望。 王剑虹去世后,她又去安慰瞿秋白,以极大的同情心帮助他料理一些家务,使他精神上的痛苦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 可是不久,当她发现瞿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便在暑假返回乡下老家,主动回避了。 她意识到,尽管自己在感情上与沈剑龙产生了裂痕,但毕竟还是有夫之妇。 不料,瞿秋白很快找到了杨家,向杨之华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杨之华对此很受感动,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他们请来了沈剑龙,三人推心置腹,文明协商,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协议。 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个启事: 一是沈剑龙、杨之华的离婚启事,一是杨之华、瞿秋白的结婚启事。 这消息,成了当时上海破天荒的新闻。


    瞿秋白和杨之华是夫妻与战友的双重结合,他们的爱,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之上,婚后十余年中,不论遇上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都能始终如一,坚贞不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好的家风是从夫妻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心灵的契合以及事业的互相推动作为基础的。从而,才能薪火相传,成为家族的基因和烙印。

家书:

家国情怀撑起人间大爱


    1928年4月,瞿秋白赴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随后在莫斯科郊外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直到1930年8月回国。而这段紧张的生活影响了他本来虚弱的身体,他旧病复发,甚至半夜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半晌爬不起来。当时的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多次写信,劝丈夫安心养病。但瞿秋白仍念念不忘工作。写这封信时的瞿秋白,正身处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除了革命任务,对妻儿的牵挂与柔情也溢于言表。妻子的信使他获得莫大的慰藉,“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还有对女儿的挂念,“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读来无不让人为之动容。这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家对生活、家庭的热爱,也使其形象在读者心中更加丰满起来。



瞿秋白、杨之华、瞿独伊

    在家书中,瞿秋白一直惦念着瞿独伊。其实瞿独伊是杨之华与前夫的女儿。而瞿秋白对孩子视如己出,关怀备至。1928年,瞿独伊随母亲杨之华到苏联,先后被送入孤儿院、幼儿园、国际儿童院抚养。在信中,他提到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希望瞿独伊能够有机会观看。“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父爱之情,溢于言表。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段独白里,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瞿秋白的欣喜与童心。

    在另一封家书中,瞿秋白首先谈到他译的工农妇女国际歌。并且洞察时代,指出:“城市中的妇女是已经没有所谓妇女问题,而是一般的技术文化问题——一般的官僚主义妨碍着女工得到法律上政治上已有保障;一般的物质建设的落后(如生育,育婴等的设备)妨碍着妇女之充分的和男子完全一样的发展;一般的社会设备及技术设备的缺乏(如公共食堂宿舍洗衣等),始终占领着妇女的许多时间。妇女问题上你所看见的缺点,正表示一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以至党部工作的困难。那妇女部的吸香烟和一切态度,使我想着:苏联党的工作是如此之重大而繁复,但是他们的人材是如此之缺乏!”

    整篇家书中,瞿秋白不忘他们所追求与探索的伟大的事业,“你准备着自己的才力,要在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之中尽我俩的力量,要保重你的身体。”寥寥数语,胜过鸿篇巨制。这里既饱含对妻子的关切,又是革命者的担当。


    1935年2月初,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突围转移途中不幸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辞拒绝。6月18日临刑前,瞿秋白神色不变,走向刑场。尔后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后来,瞿独伊在回忆中说,她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巨大的父爱,也激励着瞿独伊勇敢前行。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慈父的脚印和她自己曾经的青春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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